而与之相随的问题是：应当诉诸于哪一种道德理论？有基督教的道德、功利主义的道德、个人权利至上的道德、还有罗尔斯的制度道德等等。
4.在自身范围内，向其他行政机关提供为有效行使其职能所需的积极合作与帮助。这些标准具有这样的特性：坚持这些价值标准不一定能确保程序公正绝对实现，但不坚持这些价值标准程序肯定是不公正的，是非正义的。
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我国在行政法领域已经制定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和《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等重要法律，对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起到重要的作用。(二)外部行政程序之外是否包括内部行政程序外部行政程序即调整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关系的程序规则。行政程序如果过快，当事人无法有效参与行政程序，行政机关也不能充分、冷静考虑后再作决定，不符合程序理性原则，极易导致行政机关匆匆作出错误决定。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页。[28]第一种意见认为探讨此问题必须明确一个前提条件，即二者是并存的关系，均无法取代对方[29]。
行政合同与行政指导都是实践中正在运用的新类型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对传统行政机关单方意志支配的管理方式的突破。因此，作为决策者来说为了保证决策的顺利执行需要寻求决策获得最广泛的同意。既然信访是从请愿权规范中发育出来的权利,针对信访的国家义务也必然可以从针对请愿的国家中解释出来。
田先红：《当前农村谋利型上访凸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4] 该数字是学界根据财政部2010年向全国人大呈交的《09年预算执法情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和《关于2010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执 行 情 况与 2011年 中央 和 地方 预 算草 案 的 报 告 》 中的数字推算出来，该项预算2010年在2009年增加47.5%的基础上，再增加8%。因此，行政机关和法院是否对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做实体处理，依然有赖于法律解释作业，只能在职权范围内处理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法院有考量和答复的义务——这是由司法权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但问题显然没有如此简单。
二 英王将赋予臣民的请愿权也赋予给殖民地，因此，早在美国1789年宪法以前，美国各州就存在请愿权的传统调查表明，受访者对听证制度和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了解程度较低，对其实际效果存有疑义，实际利用该制度的很少。
[22]在第二个进路上，即认定公共利益的主体和程序问题。[8] 最近两年中，译介外国行政法著作多达12种，译介最多的国家仍然是美国和德国。[26]叶必丰《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目标的著作，主要有江必新主编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实务研究》和胡肖华主编的《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行政诉讼法修改纵横谈》。
严格估算，即扣除可能同时属于其他学科的文章[3]，有227篇，占总数的6.4%。袁曙宏《服务型政府呼唤公法转型：论通过公法变革优化公共服务》，《中国法学》2006第3期。[16]邓正来批评，中国的法学研究没有提供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戚建刚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之演进》，《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
[4]一年一度的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研讨会以及由日、韩和我国大陆、台湾地区学者组成的东亚行政法研究会国际学术大会于2006年11月接连在杭州举行。王士如等《中国行政法治与WTO规则的整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的行政诉讼法修改研讨会（2005/5）、物权法中的行政法问题研讨会（2005/9）和中美行政立法与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讨会（2006/7）。它也似乎暗示，正当行政法学的第一批学者渐次步入老年，相对年轻的行政法学却开始进入它的青壮年。
[21]张千帆根据社会功利主义原则，将公共利益理解为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并奉之为行政法的基本目标，而行政法上的平衡就是社会净效益的最大化状态。贺荣主编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实务：依法行政与行政诉讼》一套已出6册。[69]杨建顺《国家科研项目监理的法学研究》，《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9月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在沈阳市举行了第二届全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发展论坛。[73]何兵《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其中美国的有肯尼思•沃伦的《政治体制中的行政法》（王丛虎等译）、特伦斯•丹提斯和阿兰•佩兹的《宪制中的行政机关：结构、自治与内部控制》（刘刚等译）、杰瑞•马肖的《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以及石子坚主编的《美国警察管理体制与执法规范》，德国的有乌茨•施利斯基的《经济公法》（喻文光译）、乌尔海希•巴迪斯编选的《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尤翰林编著的《中德行政诉讼法与地方自治法比较》以及印度学者赛夫的《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仍在制定过程中。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仍不多见。
朱新力《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研究》，《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18]罗豪才、毕洪海《通过软法的治理》，《法学家》2006年第1期。
【关键词】行政法学 研究状况行政法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但正在快速发展之中。总体而言，行政法教科书种类繁多，虽然统编教材仍然影响巨大，但天下一统的局面早已不再。
杨解君《特别法律关系论: 特别权力关系论的扬弃》，《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比较行政法 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素来重视对域外行政法的借鉴。方立新、邵亚萍《行政强制隔离制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71]陈映芳、朱芒《市民的法意识：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社会科学》2005年第3 期。
例如，行政立法体制、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体制都涉及行政机构的设置和权限分配，对它们的研究完全可以对我国宪政研究有所推进。[29]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
法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一些文章得到比较成功的运用。此外，《行政法学研究》两年中发表文章共约160篇，没有统计在内。
该译丛还包括稍早出版的日本织田万《清国行政法》（2003年）、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2003）、铃木义男等《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2004）。但在比较法研究中，更多侧重于规范的比较，往往缺少对一个法律制度在该国的功能、历史文化背景、现实运作状况的分析，缺少一个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
[36]韩大元、莫于川主编的《应急法制论：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例如，宋华琳通过对相关的制度、判例和学说的整理，讨论了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的发展变化，以及公共利益和行政裁量、管制改革之间的关系[9]。该书所论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该问题的巨大贡献，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也让这本书读来令人爽心悦目。[57]宋华琳立足我国法律文本和司法审判实践，探讨了技术标准对司法的规范效应，指出技术标准对于行政审判中的事实认定、民事审判中判断违约责任是否成立和加害行为的违法性、刑事审判中填补犯罪构成要件的空白，均在实质意义上发挥着法的作用。
这两年继续推出多本著作，主要有周汉华主编的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丛书3部，包括《个人信息保护前沿问题研究》、《域外个人数据保护法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实践已有很大发展，但行政法学界对此始终缺乏足够的关注。
2005年年会论文辑录在《中国行政法之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法20年博鳌论坛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朱芒和陈映芳以问卷调查对上海市民有关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意识和法行动的倾向进行了研究。
[57]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这些著作的重新刊印，有助于学界了解和研究中国行政法学的源流，在一定程度上续接了民国时期的法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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